专题研讨_党内法规专题研究

• 党内法规制度实施督查：现状、困境与对策

  李洪川;佟德志;

  党内法规制度实施督查是针对知规、守规、执规、评规和备案审查等党内法规制度实施环节展开的督查活动，是增强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和强化党内监督的必要方式。作为党的督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法规制度实施督查工作坚持特定组织领导体制，遵循特定工作制度，灵活运用多种督查方式，并根据督查主体、督查对象、制度设计、督查频次等不同划分为多种形式。当前党内法规制度实施督查工作在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制定专门制度规范、强化相关主体督查意识、加强督查主体能力建设、明确督查内容与环节、科学界定重点法规、完善督查工作机制等是必要完善策略。

  2025年04期 No.193 4-13+1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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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系统性逻辑——一个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的分析

  李新廷;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一个系统性、体系化的构成。通过基于“技术、组织与环境(TOE)”的分析框架，可以进一步明晰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系统性逻辑及其内在的关联。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总纲，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是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核心，巡视巡察工作体制机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机制、权力监督制约和一体推进“三不腐”的体制机制以及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机制这四种机制与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和三大体系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成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机制化构成要素；数字技术嵌入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权力监督、腐败治理、从严治党等领域并带来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组织结构重塑与优化，通过价值观念塑造、治理流程再造、技术手段升级等增能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运行；党的自我革命通过从严治党、反腐败和党内监督等塑造、改变和优化了党内的政治生态环境，实现党内政治生态的重构和净化，进一步引领社会革命、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场景建构。

  2025年04期 No.193 14-26+123-1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0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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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讨_数字政治学专题研究

• 大语言模型时代下的网络政治社会化——以DeepSeek出现为节点的特征重塑

  张爱军;周杨;

  以DeepSeek为代表的低成本、开源性大语言模型的发布与应用对网络政治社会化具有重大的影响。大语言模型通过对网络政治社会化赋能，重构了政治认知的时空逻辑与主体间性，催化民众的政治参与动因，同时便利了政治文化的传播，促进了公民政治态度的形成。大语言模型时代的网络政治社会化具有主体的二重性、内容的杂糅性和偏向的隐匿性特征。在大语言模型技术的加持下网络政治社会化实现了社会公共议题的再造，推动了社会公共价值的重新结构化，促进了社会体系的革新。伴随着大语言模型技术的持续发展，网络政治社会化也将不断呈现出新变化，这使得个体异化带来民众对主体性地位重新确立的渴望、技术赋权下公共权力的不稳定带来对权力制度性规约的迫切需求、“合理性”的对峙呼唤人本思想的重塑等社会隐忧与疏解。

  2025年04期 No.193 27-36+1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6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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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域营造与主体嵌入：数字时代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实现机制

  李伟群;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重构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底层逻辑，推动了公共服务供给从“政府主导”转向“合作生产”。然而，已有研究对数字技术推动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运作机制还涉及较少。本文提出“场域营造—主体嵌入”分析框架，并结合“蚂蚁森林”“文明帮帮码”“广州街坊”“时间银行”“随手拍”等案例，系统阐释数字时代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实现机制。研究发现：场域营造通过技术和制度重构互动空间与规则体系，为主体的参与提供包容性平台；主体嵌入则通过设计多样的参与模式推动角色转换与关系联结，使主体在数字场域中实现深度协作。概言之，场域营造与主体嵌入通过双向互构、耦合强化，形成动态适配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生态系统，突破了传统合作生产的单向度解释，形成了双向共创的分析路径。

  2025年04期 No.193 37-45+124-1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3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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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逻辑变迁与制度重构

  吴永辉;

  近年来，数字化转型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协同演进已成为推动新型生产关系重构的重要动力。本文基于“制度—技术—空间”协同重构框架，系统解构数字化转型驱动区域一体化的制度演进逻辑、实践范式创新与治理规则体系。制度逻辑层面，政策范式从均衡导向转向动态适配，数字基建以“技术赋能+制度赋权”重构要素流通秩序，空间载体的制度创新推动跨域治理层级重构；实践运行层面，中国依托“双循环”战略突破产业链梯度锁定，通过数字基建与制度协同的“双轮驱动”模型，构建“技术—制度—数据”三元协同机制，化解数据壁垒与治理权配置矛盾；规范保障层面，以要素市场化配置为基础、区域价值共生为目标、适应性治理规则为支撑，形成激励相容的制度生态系统。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与区域一体化的深度联动，需建立“技术迭代—制度调适”的动态反馈机制，通过规则体系的适配性创新释放协同效能。本研究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制度—技术”迭代共生治理体系，对优化数字时代跨区域治理体系、推动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2025年04期 No.193 46-59+1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9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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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建设

• 政党型治理中的组织化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内学习机制的形态解析

  李春峰;

  党内学习机制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党型治理的核心制度性机制，根据依托单元与组织方式两个维度，其主要形态包括集体学习、干部培训、党内集中教育、宣讲式学习等。集体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制度化地安排组织成员集体参与学习活动的机制，其不仅是理论学习的重要平台，也与治理工作过程有机衔接。干部培训是中国共产党以体系化的培训机构为依托、对干部进行教育与训练的机制，其在运行中完成着培育干部政治素质、提升干部治理能力、支持治理政策实施等功能。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围绕特定主题与内容、在一定时期内开展全党范围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的机制，其有效维护了党的组织整体性，并朝向常态化发展。宣讲式学习是中国共产党在一定时期内、层级递进式地展开政策文件宣讲与学习活动的机制，其有效传输了政策信息，并与政策执行紧密衔接。在政党型治理过程中，政党学习的效果不仅取决于组织化学习在治理过程中的嵌入程度，也取决于调适性学习的能动性与灵活性。

  2025年04期 No.193 60-68+125-1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4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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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长征巾帼”到“法治先驱”：长征女红军对新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贡献研究

  王若涓;王友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许多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在政法战线上工作，她们继续发扬长征精神，秉公执法，刚正不阿，成就卓著。在法学教育、立法及司法审判、公安、检察等工作战线，都有不少当年驰骋沙场的女红军的身影。她们对新中国法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借鉴，在中国法治建设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对当今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2025年04期 No.193 69-80+1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9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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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

•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党逻辑：一个组织学框架

  原超;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需要从政党逻辑出发，提炼和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以实现战略愿景为目标，组织激励和约束纠偏为两翼的“使命-责任”体制。在“战略-激励-约束”的组织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逻辑，从顶层设计上对政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现代化关系作出战略安排，引入目标管理责任制和干部责任制的激励设计，开展以自我革命和政策试点为代表的纠偏控制，为完成战略使命提供了权威高效的组织架构和完备的纪律责任供给，推动了“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四位一体的现代化治理格局的形成，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资本中心逻辑的价值超越，使得政党主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崭新叙事。

  2025年04期 No.193 81-93+126-1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2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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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变革与政治安全：新趋势、新特征与新要求

  赵磊;刘常瑜;

  当今时代，科技、政治与安全三要素关联互动的复杂性上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交织叠加的背景下，科技在一国政治安全维度的影响力日益凸显。政治安全涉及国家主权、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稳固，是一切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科技变革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新技术应用推动国家主权范围延伸，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政权影响力增强，科技治理呈现不同制度的竞争较量，网络空间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对此，以科技善治保障国家政治安全，以科技治理合作推动全球共同安全，构筑内外联动的新时代国家政治安全科技防线。

  2025年04期 No.193 94-102+1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7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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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管理

• 党领共治：村党组织助推农民组织化如何可能

  马良灿;罗晓梅;

  “党领共治”的核心是将党组织视为乡村治理的主要行动主体，它面向群众日常生活，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体察民情民意，回应民生诉求，密切党群关系。案例村积极践行“五组一联”治理模式，构建了“组织-主体-情感-利益”相互嵌合的实践机制。通过组织再造、主体重建、情感培育和利益联结等机制，它成功将农民组织起来参与乡村建设与社区治理，形塑了“党领共治”的治理格局。在这种治理格局中，村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政治属性和服务属性相辅相成。以联系与服务为核心、以行动与实践为原则的党领共治，是将村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服务职能联结起来的纽带，也是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关键，它已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党建引领范畴。

  2025年04期 No.193 103-113+127-1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0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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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文明的“公共性”内涵及组织化实现路径

  武博正;郭圣莉;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明经历了从集体文明向个体文明的转换。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践模式促进了农村经济繁荣与物质生活改善，但同时也引发了乡村社会“公共性”衰落的结构性困境。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重塑社会公共性，其目标定位在于塑造乡村社会的公共福利、公共秩序、公共环境和公共伦理。实现这些目标的举措则要结合中国社会特点，构建多元协同的组织化路径：积极培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夯实乡村发展的经济基础；注重国家与乡村组织的互动协作，形成治理合力；充分发挥“乡贤”在组织治理中的效能，实现乡村社会资本的创造性转化；同时，应以家庭作为乡村社会再组织的基础单元，将家风建设与乡风文明培育作为乡村公共性建设的文化根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乡村文明范式。

  2025年04期 No.193 114-122+1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6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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