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崇明;编外人员嵌入基层政府与在编人员共同执行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服务,是一种特殊的混合制结构,既不同于单纯的科层结构,又不同于市场机制。由于基层政府中的编内人员与编外人员分属两种不同的人事制度安排,因而面临着各不相同的激励约束。这种混合制结构并不总是激励兼容的情况,也还存在不兼容的情形。在正式激励方面没有做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因而难以有效调动编内编外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相反,双方通过非正式激励寻求法外收益。编外人员和编内人员完全可能基于相互自身需求的满足而形成利益互惠的共同体,在规避风险的同时积极增加自身收益,其后果之一是可能将科层与市场的优势消解,弱化基层治理的有效性。通过F区公安分局中警务辅助人员与警察关系结构分析,发现在非正式激励兼容的情况下,二者通过对"隐性合同"的设定与实施增加了双方利益"共谋"空间,并削弱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为此,需要加强正式制度的激励设计,打造精干高效的公务员队伍,进一步规范编外人员管理,以此改善基层治理的有效性。
2019年06期 No.159 95-10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98K] [下载次数：3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5 ] 何得桂;徐榕;既有关于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研究中存在维权型上访与谋利型上访二元分立的解释框架。通过对于维权型上访与谋利型上访的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实际上存在着共性,即两者均没有充分关注国家发展与变革中,农民的观念与认识是否与之保持一致;把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政策当作国家和农民的共识,作为政府与农民共同接受的原则。将国家与农民之间认知差异性作为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研究的新视角,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既不同于"农民有理、政府无理"的维权型上访,也不同于"农民无理、政府有理"的谋利型上访的上访类型,即以维利为目的的"维利型上访"。此类上访是在国家社会认知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农民对一些政策法规不认同,认为相关政策法规不合理、不公平,损害了自身利益。于是农民为维护自身的生活状态、既有利益的稳定,或者为维护在政策调整之前本应该、本能够得到的利益,用上访的形式与政府抗争。维利型上访的最典型特征就是,由于国家与农民认知的差异性,农民认为自己的诉求是有理的,但因为诉求与政策法规不符,通常会被政府识别为以谋利为目的的无理上访,导致在上访中,农民有理,国家也有理。维权型上访、维利型上访、谋利型上访三者之间在一些条件下可能会发生转换。维利型上访在我国的转型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且应与其他类型的上访区别治理。
2019年06期 No.159 104-1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97K] [下载次数：4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4 ]